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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桐:思辨与成长,是我一生的命题
发表时间:2021-09-09
2017-06-28         

  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、电影《红船》等作品中诠释李大钊;最怀念接演《亮剑》前那段“北漂”时光

  张桐 思辨与成长,是我一生的命题

  四十岁这一年,张桐终于成了一名“知名男演员”。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热播,让无数观众亲切地称呼其为“守常先生”;大量粉丝慕名前去观看他的话剧巡演,并在台下为“大钊先生”喝彩。而在白玉兰奖错失入围后,#张桐没入围 离谱#的话题空降热搜前三,观众不惜用溢美之词,将其奉为“演技教科书”的遗珠。

  出道近20年,拍摄过40余部作品,拿过飞天奖优秀男演员,但吊诡地经历着一夜盛赞。张桐冷静地旁观这一切的发生;更准确地说,他似乎极力想要婉拒这些谬赏。“观众的厚爱,我都心领了,很感动,但是我受不起。演技教科书是前辈、老师们的事,我只是一名学生,而且永远是一名学生。”

  看似过分自谦的回答,在张桐全程低沉、严肃,且讲求逻辑自洽的对话中,形成极具思辨高度的话语场。

  “我感谢观众对我的喜爱,但我觉得这份荣誉是属于大钊先生的。演员张桐只是一个载体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所谓的流量我不敢掠美。这些流量应该给予大钊先生和那些革命先烈。”

  1 全程摸索,只为让李大钊更真实鲜活

  李大钊的精神,在拍摄至今的几年中,持续影响着张桐。“饰演大钊先生,我是受教的。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词汇指责我们。如今我会先反观自己,我是用哪一种道德来约束自己?”

  “我拍戏这么多年,《觉醒年代》每一场戏,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。”但实际上,张桐曾多次婉拒《觉醒年代》的邀约。

  李大钊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历史人物,而张桐对他的了解,仅限于学校课本的寥寥数语。在剧组打电话邀约、导演面见、试戏试妆的每个阶段,张桐都在反复思忖,怎样才能通过表演,让这个人物既符合历史,又真实鲜活?

  “太难了。”张桐坦言。

  直到和剧组主创就人物创作、拍摄进行了深度探讨,张桐决定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

  而这也是一个让张桐倍感珍惜的剧组——导演张永新拥有清晰的创作理念:“堂堂正正叙事,踏踏实实讲人”。拍摄中,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,没有所谓的“一言堂”。“像这种(剧组)全情付出的戏,现在已经不多见了。”张桐也把自己的灵魂毫无保留地敞开,去迎接另一个灵魂的到来。但基础功课对张桐而言,似乎远远不够。历史记载中的李大钊温文尔雅,骨子里却充满民族激情。前一场戏需要“平实踏实”,后一场戏却“大义凛然”。如何将这些概念化的词汇,一帧帧呈现于观众面前?

  他列举了与先生“共同经历”的“亢慕义斋”宣讲、《共产党宣言》颁布、“南陈北李”相约建党,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生登上长城极目远眺……是每一段戏的层层叠加,助推他一步步走近先生。直到最后一场戏,他和整个剧组都仍在摸着石头过河。

  但李大钊的精神,却在拍摄至今的几年中,持续影响着张桐。剧中,李大钊曾与毛泽东于北大红楼探讨“何为道德”。李大钊回答道:道德是用来律己的,不是用来责人的;道德是用来躬行实践的,不是在嘴里空喊的。张桐的脑海中,时常与先生重复着这一场时空相叠的对话。“饰演大钊先生,我是受教的。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词汇指责我们。如今我会先反观自己,我用哪种道德来约束自己?”

  《觉醒年代》后,张桐先后在电视剧《光荣与梦想》、电影《红船》中饰演李大钊。但实际上,还有很多类似的剧本均被张桐婉拒了。“我是有私心的。”张桐说。《觉醒年代》对李大钊的铺墨在1921年戛然而止,而《光荣与梦想》将其拍到了1927年。张桐希望把大钊先生的影像人生,尽量铺陈完整。“现在这个阶段,我不想再重复去触碰这个角色了。”

  2 天生“反骨”,渴求思辨的“怪胎”

  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?“懊悔过。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,我可能到死,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。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,摔倒了,爬起来,总结经验,完成自己吗?”

  1999年的夏天,张桐考上了南开大学计算机系。偶然一次机会,在军事学院听了一堂名为“论青年人的人生价值”的演讲。讲座结束后,张桐一夜未眠。“我才19岁,我的未来就只能这样?大学毕业,结婚成家,找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?”冥冥之中,张桐心怀不甘。

  与其说,自我思辨是张桐与生俱来的天赋,其中也不乏与传统对抗的少年叛逆。张桐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,从他记事起,家里举行家族聚会时,爷爷为尊,以张桐父亲为代表的父辈都要按规矩入席,子孙一辈需要遵循的规矩更多。

  但张桐却天生“反骨”。他迫切地、不惜一切地,想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。2000年他自作主张从南开大学退学,选择出国见识更多思想交锋。几乎是临时被“通知”的父母,带着失望、愤怒、不解,与儿子爆发了长时间的争吵,但最终也只能妥协。他们卖了家里的房子,供儿子出国留学。

  张桐阴差阳错地去了法国,在里昂戏剧学院接触到表演,第一次意识到,原来世界上有无数看问题的角度,每个人的方式方法都截然不同。但,“为什么每个人又都笃定自己是对的?为什么我的很多想法在别人眼中是错的?”

  一时间,他成为群体中的“怪胎”。当他抛出这些问题,只能得到:“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?”他开始转求于书本寻找答案。在大量拜读哲学、国学书籍后,他惊喜地发现,原来不止他会面临这些困惑,即便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大家,也会追问一些看似“虚无缥缈”的问题。“原来我不是‘怪胎’,只是和别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样。”

  当记者问及,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?张桐顿了一下,“懊悔过。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,我可能到死,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。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,摔倒了,爬起来,总结经验,完成自己吗?”

  3 一年半的朝不保夕,等来了《亮剑》

  张桐有时会怀念《亮剑》前那段无拘无束、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: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,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,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。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“务实”。

  思想的丰盈,却无法违背生活的苟且。远走两年后,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。为了照顾父母,张桐黯然回国,带着几百块钱成了一名“北漂”演员。

  那时,他在大兴黄村合租了一间地下室,每月80块钱租金。早上6点,他便蹲在北影厂门口等待机会。当一天群众演员,可以赚到20块钱,张桐只能吃很便宜的面。

  没有戏拍的时候,张桐就跟大爷下棋、唠嗑;和街边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,“每个人想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,这太有意思了”。有时,他还会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,或者早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。

  张桐有时也会怀念那段无拘无束、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——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,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,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。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“务实”。

  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,直到他遇到了电视剧《亮剑》中的魏和尚一角。剧组即将开机,他阴差阳错地最后一个敲开导演的门。导演问他会不会功夫,他硬着头皮说“会!”想都没想地向导演伸了下拳头。这其实是他仅会的几招。自信、懵懂,甚至略有莽撞的气质,让他赶上了这趟“末班车”。

  而一切,似乎都在《亮剑》的热播后,变得好了起来。此后四年,他拍了至少12部作品。“它更像是一种游戏,我越来越看重能不能玩得爽,能不能玩得跟以前不一样。”

  4 在“被虚荣”与自我挣扎中警觉

  《觉醒年代》播出后,他约三五好友,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。“我有啥形象?我也是个人,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?”

  今年5月底,张桐正在上海出演话剧《雷经天》。前一天排练至凌晨两点,第二天一大早,张桐朦胧中听到手机不停地振动,许多朋友发来了“慰问”的消息,“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”那一天,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示了入围名单,张桐没有入围任何奖项。

  大量观众的意难平,似乎已超过任何奖项的认可。张桐是意外的,感动的,感谢的。但他却不敢把这样一份喜爱,掠美为张桐个人的“流量”。然而毋庸置疑的是,《觉醒年代》播出后,张桐确实变得愈发忙碌起来——与《觉醒年代》剧组一起参加各类研讨会、宣传活动,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《伟大征程》;接演新剧本……

  这种感觉对张桐并不陌生。《亮剑》播出后,他也曾体验过“红”。那时他对“红”的理解就是走在街上会被人认出来,戏约越来越多,再也不用租住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

  但温饱解决后,冷静下来的张桐也很快开始拒绝这种“红”。越来越多的人会要求他,“你得穿得得体一点儿了”,“对我来说,那样很假。”有段时间,张桐总是在“被虚荣”与自我挣扎中彷徨。但他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。正如《觉醒年代》播出后,张桐也依旧穿着大背心,约三五好友,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。朋友调侃他,“你注意点儿形象!”张桐笑道,“我有啥形象?我也是个人,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?”

  “我更愿意活出一个真实的我。也不想去骗大家,告诉你们张桐是一个多么精致生活的人。我就是很随性。”

  新鲜问答

  娱乐被商业化后,对演员、对行业是恐怖的

  新京报:近几年影视市场逐渐以流量当道,也出现很多乱象。在你出道的十几年间,曾经有过突破个人原则,让你感到失望或矛盾的事情吗?

  张桐:有,而且冲击蛮大的。因为我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,接触到的观念是,你把你的戏演好,你把你的人做好,然后你就靠着这个不断地去发展。这是被我们当做真理的一套价值体系。

  但最近五六年,这种观念转变得让我觉得毛骨悚然,就是所谓资本的介入,所谓流量概念的引入,变成了一个纯商品化的娱乐。这种商品化是建立在追捧的热度上,在于炒作。

  那么演员沦为这种被追捧的价值载体的时候,我只是觉得恐惧。因为你强调这部分,那么另外的两部分“好好做人”“好好演戏”,势必会被无限制地降低。以往抱有这种价值的人,一定会茫然而无所适从。这是对于整个行业的冲击和摧毁,是一个很恐怖的事。

  新京报:你会不理解当下很多年轻艺人,一夜爆红之后,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后被流量裹挟而失去自我这个现象吗?

  张桐:我非常理解,毕竟我也是从二十多岁过来的。但我只是觉得,那种生活会让我有一种警醒意识——那种生活对于张桐来说,是否真实?好比我是一根草绳,只不过你绑到了螃蟹上,大家会对你有过高的期望。但是,你本身就是一根草绳。

  我很清楚我是干什么的,我也很清楚我的来源是哪儿,我不会说因为拍了一部戏,成了公众人物,就变得不再是一个平常的人了。我依然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 张赫 【编辑:梁静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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